初来香港求学，便在师兄师姐的带领下去火炭吃过大牌档，而搬至中环半山区后，也常去士丹利街、结志街光顾几家最出名的大牌档，比如陈泗记、兰芳园。在中环吃大牌档，绝对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也许几分钟前你还在走在中环的街头，欣赏中银、汇丰这些标志性的现代化大厦，可是此时仍旧是中环，你却坐在街边的铁皮屋大牌档中，没有空凋，吹着巨大的牛角扇型号吹风机，吃着身旁六七十岁的老板用活力十足的灶头烧出来的新鲜小吃，那种现代与怀旧的对比，恰恰便是香港，尤其是港岛的最佳写照。
如果你已经来过香港，却未曾体验过香港的大牌档，那么一定请赶早。2005年7月30日，已有80多年历史的民园面家大牌档正式歇业。至此，香港饮食业的活化石——大牌档只剩下最后29家。而且伴随时间的推移，剩下的29家大牌档恐怕亦会渐渐消失。
要说大牌档，就要先说“大排挡”，很多人将前者误写作后者。“排挡”这个词，古时已有，不过指的却是帝王在宫中的宴会。《续资治通鉴，宋度宗咸淳六年》便有如下记载“宫中饮宴，名曰‘排当’”，可见“排挡”与大牌档这样的街边摊丝毫沾不上边。大牌档之所以被称为大牌档，其实是以其获发的政府牌照比干货摊档来的大而得名。
要说起大牌档的历史，就要追述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当时香港经济尚未起飞，再加上二次大战中被日军占领，虽不致生灵涂炭，却也民不聊生。日军投降，英政府重新接管之后，又鉴于当时诸多百姓家中有人死于战乱，生活艰辛，为了解决这些百姓的生计问题，于是便发放大牌档的牌照，尤其优先发给死于战乱的公务员的家属，使他们多一个糊口的方式。当时担任民政司的黎敦义（Denis Bray，1926-2005）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解释当时制订这项政策的原因：解庶民之困，不须犯刑律以谋生计（to relieve ordinary citizens from having to break the law to earn an honest living）。
值得指出的就是，由于当时政府规定提供饮食的食肆必须提供厕所，而大牌档显然无法满足这项条件，所以当时获发的并非正常的食肆牌照，而是被归类为“固定的小贩档口”，获发由《小贩规例》管辖的小贩牌。由于是小贩牌照，所以牌照是对人不对店，这个差别便埋下了近期民园面家歇业的导火索。
英政府鼓励大牌档营业之后，大牌档发展迅速，高峰的六七十年代，全港大牌档数目超过七百个，可谓是大牌档最辉煌的年代。但是伴随香港经济起步，政府日益希望将香港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对于设于路边，卫生状况欠佳的大牌档态度便发生了改变，由昔日的鼓励变成了现今的意图消减。
所幸的是，港英政府总算还有法治精神，没有利用政府强权取缔那些大牌档，而是利用《小贩规例》的规定来限制大牌档的生存空间。根据规定，除非获得食环署署长的书面同意，否则大牌档牌照持有人不得将牌照转让。持牌人一旦死亡，牌照即作取消，唯一有资格续牌的人，是鳏寡配偶。须知大牌档牌照发出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昔日牌照的持有人老的老，死的死，由于牌照不得传给后代，亦不得转让，大牌档的数目便伴随着持牌人的过世而“自然流失”。民园面家此次歇业，便是因为持牌人今年五月过世，而同时食环署署长沿袭惯例不签发续期或者转让许可。
对于民园面家的歇业，老顾客以及一些文化学者自然是感叹不已，甚至发起了千人签名运动，希望政府能够网开一面。但是于笔者看来，就卫生而言，大牌档却是早就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了，无论是老顾客还是文化学者，怀念的不过是大牌档对待客人的殷勤、对于用料的讲究，烹调手艺的精湛以及对于昔日年代的记忆，而这些东西并不是死死的绑定在大牌档铁皮屋的形式之上的。譬如笔者经常光顾的兰芳园大牌档，十几年前便已经搬入室内，由大牌档转型为食肆，仅仅在店面的外面，保留一个昔日大牌档的铁皮架子，虽然形式已变，可使食物未变，迄今仍旧是中环一带最受欢迎的茶餐厅之。
大牌档的形式必然会逐渐死去，最后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能看到。只要昔日大牌档经营的精神不死，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