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季何时再来，花归何台还是未知数。但当大众完全知晓了《中国好声音》的赛制之后，下一季它是否还会热度依旧就是个巨大的悬念了–至少就我看来，第一届《中国好声音》已经有些高开低走的味道了。
《中国好声音》的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导师分组；2.各组决四强；3.各组最终战；4.年度好声音决选。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播就红，除了制片公司的确网络了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草根声音外，与其导师组队的流程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每个选手唱歌时，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四位导师都是盲听，当“椅子转过”来之时，就代表了对选手的选择，这种流程的确强化了“好声音”的概念。
不过，更受观众喜闻乐见的，无疑还是接下来的环节，当有一位以上导师选择了某位选手，那时候选择权就交到了选手手中，他可以选择加入哪位导师的队伍。而《中国好声音》的四位导师在这个环节绝对都是“好演员”，他们根据各自的特色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求贤若渴”–一改以往选秀节目导师高高在上的面孔–而同期东方卫视播出的《声动亚洲》虽然也采用类似的赛制，但显然导师们都“演技不行”，难以让选手觉得自己对于导师而言很重要，让在电视前有代入效应的观众们感受到这种选手与导师生杀大权换位的快感–这是一个我称之为“屌丝逆袭”的伟大创意。如果你经历过大四的求职环节，相信总会对身边的“面霸”们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手里拿着一堆offer，可以在一堆好公司中挑挑拣拣，而你却在为获得自己的第一个offer而不断努力。而如今，看《中国好声音》，在欣赏好声音的同时，你就可以通过代入感，享受一下这种“面霸”的快感。广电总局之所以在7月就点名表扬《中国好声音》，也正是伴随这个环节的热播。
但是，当节目进入第二个环节之时，我相信大多数观众心理都面临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原来所谓的“屌丝的逆袭”根本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那些专业音乐人依然高高在上，依然有着生杀大权–而且是比以往选秀节目更大的权力。是的，在选出每组四强的环节上，唯一具有话语权的就是导师。在第一个环节时，导师们动情的告诉你自己团队中就缺你这样特色的选手，你的到来将令团队更完整，但当观众们做好准备在下一个环节中看着相信导师选择了导师的选手们将代表导师出战之时（就像《声动亚洲》的同期环节那样），却当头挨了一下闷棍–原来选手们要进行的是残酷的内战，每组的十几名选手要捉对厮杀，直到决出四强。
比起内战更残酷的，则是导师一言定去留的赛制。在同期《声动亚洲》的比赛中，队际对抗之时，决定去留的是三位导师的决定，但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这一环节，导师就是上帝，就是决定你生死的那个人。是的，当观众刚刚代入选手，享受了那种“选导师”的快感之后，就被残酷的告知接下来你的死活，只是导师一个人说了算，你必须而且也只需要符合导师一个人的胃口，才能活到最后，否则即使有再多人无论是其他导师还是观众喜欢也没用–这是多么大的落差，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我不知道高度表扬《中国好声音》的广电总局在看到这个环节是否还依然坚持他们对这档节目的高度评价，依然认为它很励志。
事实上，在这个环节，观众与导师可谓是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大把前期观众接受度最高紧接着商演价格最高的选手们纷纷落马，比如李代沫，比如郑虹。在这个环节，听到身边朋友抱怨相当多，当然这样不奇怪，这种作为观众的无力感是谁都不喜欢的。当然，我相信导师们是专业的，也许观众热爱的选手在专业上或者在潜质上还有欠缺，所以即使是颇为怪异的吴莫愁被庾澄庆一意孤行留到四强我也还能接受，虽然不爽，虽然热度急降，但相信庾澄庆的专业和操守–从最终夜黄大炜对吴莫愁的交口称赞来看，只能说这是小众音乐人的另类眼光。
好了，到了第三个环节，每组决出最后一名选手–依然是乏味的内战。更糟糕的是，这一环节，导师的确不再是一言九鼎了，但更糟糕的是，接下来能够决定选手命运的是99位来自报纸和网络的媒体代表–虽然导师们有100分也就是100票实际上具有一票终审权，但显然除非导师能够硬心肠到给自己的一位学员打100分，否则就不具有终审权，而且在实际比赛中导师的确已经失去了对于选手的决定权–那英对着多亮的痛苦把这种无力感表达的极其充分。
但问题就来了，导师们选下了我喜欢的选手选上了我不喜欢的选手，我作为观众还可以勉强接受，那么这99位面目模糊的媒体代表，他们又能“代表”谁？代表他们所在的媒体？代表他们媒体的观众？还是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作为观众，我为什么要接受这99人的选择结果–在那一刹那，我充分感受到了香港六百万市民在面对特首选举时的无力感。
其实，在我看来，在这第三个环节，即使采用媒体代表投票的方式，也完全可以把它做的更有趣。不记得是哪一个选秀节目了，在那个节目中很多网络媒体代表在投票时都会表示将选票投给自家网站搜索量最高或者点击量最高的选手–是的，在那时，他们是真正的代表，代表那家媒体的观众在投票，而其本身，只是一个投票工具，不具有自我意志–就像美国总统选举时的“选举人团制度”那样。如果采用这样的赛程，不但可以规避广电总局对于选秀节目投票的限制，而且可以成为另一个收入的来源：比如QQ音乐拥有一张媒体代表票，那么它可以规定只有QQ音乐的付费用户才能投票决定QQ音乐的这张选票最终投给谁，其他的视频网站之类也是如此。当然，考虑到99人媒体代表中报纸是大多数，这更多可以被视为《中国好声音》对相关媒体报道的一次答谢，一次广告置换，显然这样的赛制不可能落实。
于是，既不是导师最喜欢的也未必是观众最喜欢的四个人，就这样进入了9月30日的决赛之夜。看着最终进入决赛的四位选手，我怀疑如果进行一次四组学员一位观众一张票的普选，恐怕未必有几位能够进入10强，这就让我想到了中学政治书中批评美国选举制度的一句评价：在不太好的选择中挑选一个次坏的选择。那一晚的中国好声音恐怕也是如何，在未必是观众认为最好的声音中选一个次不好的。虽然，当晚上海体育场的六万名观众们也了选择权，可以保送一位进入决赛并且淘汰一位，但是决定最终胜利者之时，六万名观众依然只有100票，99位媒体代表依然有99票–幸而这一次，观众的选择和媒体代表的选择是一致的–如果观众的选择不幸被媒体代表给扭转了，那就更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四个环节，《中国好声音》在我看来是高开低走。而这种观感，会极大的阻碍我观看第二季的欲望–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多么好的选手，都不可能有真正“屌丝的逆袭”，他们随后要接受导师的独裁决定，要接受99位莫名其妙的媒体代表的选择，他们只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屌丝。